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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季札的十个问题的研究(下)
来源:互联网 发布日期:2013-4-4 13:02:43 浏览次数:2345 次

关于季札的十个问题的研究(下)

常州社科联重点项目论文

六、季札何年封延陵
    季札被封于延陵之年,也就是我们常州的开埠之年。季札于公元前547年被封于延陵,已经成了常州学术界的共识。
    那么,季札被封于延陵究竟是不是在公元前547年(即馀昧元年)呢?是诸樊临死前封的呢还是馀祭即位后封的呢?《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原文是这样的:“(诸樊)十三年,王诸樊卒,有命授弟馀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吴馀祭三年……”从上文中,由于文意模糊,所以看不出是馀祭元年(公元前547年)封季札,更看不出是馀祭封季札。从文意看,似乎是诸樊临死封季札于延陵,也可能是馀祭封季札于延陵。春秋古例:先君未葬,嗣君不得命臣。所以,如果是馀祭所封,那么馀祭元年(即公元前547年)尚未除诸樊之丧(因为当初诸樊办寿梦的丧事是一年半才除丧的),馀祭不能封季札(也顾不得封季札,因为季札也要守丧而不能离开)于延陵,只能在馀祭二年或三年(即公元前546年或公元前545年)封季札于延陵。可见,常州开埠之年是不是公元前547年还很成问题:如果是诸樊临死前所封,那就是公元前548(因为诸樊是公元前548年12月死的)年;如果是馀祭所封,那就很可能是馀祭二年或三年(即公元前546年或545年)。由于季札封于延陵的详细情况《春秋》三传(更不必说言简意赅惜墨如金的《春秋》本经了)和《国语》皆阙载,《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因袭了《史记》之说且语焉不详,所以我们只能以《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为准;而我们如果以《史记》之说为准,那么最有可能接近事实的结论大概就只能有两个:一是季札是于公元前548年被封于延陵的,只不过封他的人是大哥诸樊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二哥馀祭。二是季札是二哥馀祭所封,只不过封的时间要晚一、两年,即是在公元前546年或公元前545年。从《史记•吴太伯世家》的文意看,似乎是诸樊死前封季札更接近事实,也就是说,季札更可能是大哥诸樊于公元前548年临死前把他封于延陵的,即我们常州的开埠之年更可能是公元前548年。
    季札除“延陵季子”这个称号外,还有个称号叫“延州来季子”。那么,季札又是哪一年被封于州来(今安徽凤台)的呢?《文化常州》(41)和《龙城常州》(42)中都说是在吴王僚八年(即公元前519年)。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早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经中,便已出现了“延州来季子”的记载,而鲁襄公三十一年是公元前542年(馀昧年间),比公元前519年(王僚八年)早了二十三年。州来在吴楚两大国间曾几度易手,情况复杂。《左传》中记载吴楚争夺州来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鲁成公七年,即公元前584年,吴入州来;第二次是在鲁昭公十三年,即公元前529年,吴灭州来;第三次是在鲁昭公二十三年,即公元前519年,吴灭州来。《文化常州》和《龙城常州》当是采用了《江南通志》的说法。为什么《左传》的记载可信而《江南通志》的记载不可信呢?谢忱先生在《勾吴史新考》(43)中辨析说:
    僚是馀昧的儿子,乘季札逃位,国中混乱,急须立君时,凭其拥有的权势而登上王位。屈狐庸是申公巫臣之子,巫臣原名屈巫,屈其姓也。前584年,狐庸随父来吴为行人,后为相。鲁襄公31年时(前542)他的年龄当在60岁左右,尚可能当吴国使臣。到僚为王时(前526—前515),其年龄当在80岁以上,已不大可能出使晋国了。即使他尚能胜任,但晋国的赵文子早已于公元前540年去世,又怎能接待僚的使臣呢?
    关于屈狐庸使晋,《左传》所记在馀祭年间是可信的,《江南通志》所记在僚即位时是不可信的。季札封于州来的时间应该是在季札封于延陵(前547)之后到狐庸使晋(前542年,鲁襄公31年)之前这段时间内,很可能在馀昧元年或二年。
     笔者认为,谢先生的上述论证总体上是可信的,即季札被封在州来跟被封在延陵的时间相差不到六年。但说“很可能在馀昧元年或二年”却显得范围小了些,因为公元前548年诸樊死,公元前544年馀祭死,公元前542年屈狐庸首次提到“延州来季子”,是则馀祭在位时封季札于州来也是可能的,不一定非是馀昧所封。还有,《江南通志》记载的屈狐庸使晋在僚即位时固然不足采信,但谢先生认为“关于屈狐庸使晋,《左传》所记在馀祭年间是可信的”,我认为也值得商榷。此处馀祭当作馀昧,可能是谢先生的笔误,因此《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是年馀祭死,而两年后即鲁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年)屈狐庸使晋时已经是馀昧在位了。也就是说,《左传》记载屈狐庸使晋是在馀昧年间的。
七、季札享年多少岁
    张戬炜先生的《文化常州》、薛锋先生的《龙城常州》采用了常州市志的说法,说季札生于公元前576年,卒于公元前484年,享年92岁(虚岁93岁)。陈吉龙先生的《常州名人》中未出现季札生于何年,卒年也说是公元前484年,也是采用了市志的说法。
     《常州市志》古史部分的主要撰稿人是谢忱先生等人,可谢先生等人并未肯定季札的生卒年,也就是说,《常州市志》定稿时关于季札的生卒年不知是谁最后定的,可能是集体讨论时决定的。然而,这个生卒年的记载却未在古籍上见有任何记载。
     先秦典籍中关于季札的记载都是麟瓜散见、全豹难窥,虽经笔者沉浸其间爬梳剔剖,却仍然一直未得其详。今只能根据典籍的记载,作一番大致的推测:季札在《左传》中首次出现,是在鲁襄公十四年,即公元前559年,此时季札已能让国并能说出一番深奥的道理出来,至少已有十四五岁了;鲁哀公十年,即公元前485年,是季札在《左传》中最后一次出现,此时距鲁襄公十四年已有74年,此时季札当已90岁左右了,假设再活两三年去世,确实是寿命九十二、三岁,与《常州市志》所载相符。当然,这里面有些漏洞:比如,《左传•襄公十二年》经载,本年秋天吴子寿梦卒,可到了襄公十四年春天,时间刚好一年半,距春秋时“三年服丧”的期限还差了一年半时间,诸樊就“既除丧,将立季札”,于礼不合;鲁哀公十年季札已九十岁左右,他的侄孙夫差还派他率兵救陈,就不怕他这把老骨头在路上颠簸碎吗?事实上他这把老骨头又禁得起千里驰远鞍马劳顿吗?不过,古籍就是这么记载的,我们也只能“姑妄听之”了。
八、季札死后葬何处
    《佩文韵府》上有季子碑、季子冢条目。“季子碑”条目说:“《一统志》:‘季子墓在江阴县申浦南,距武进县七十里。孔子题其墓曰:‘呜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岁久湮没,宋守朱颜复取孔子所书十字刻季子表识。”“季子冢”条目说:“《史记•吴太伯世家》注:‘延陵季子冢在毗陵县暨阳乡,至今吏民皆祀事。’《越绝书》:‘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县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陈孚《常州诗》:‘荻花离离季子冢,枫叶索索春申宫。’”
上文中的季子墓跟季子冢是否是一码事呢?分析上文两个条目,好像并不在一个地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林志方先生在《淹城非季札封邑延陵旧治考》中考证说:
    毗陵上湖在今何处?据《越绝书》载:‘无锡湖周万五千顷,其一千三顷毗陵上湖也。去县五十里,一名射贵湖。’经查《武进县芙蓉乡志》,该书中有“芙蓉乡坐落在‘十万八千芙蓉圩’之中,位于武进县东北方,古为芙蓉湖(又名射贵湖、上湖)一隅。据此毗陵上湖在今武进芙蓉一带。又据《江南胜迹》一书所载,季札墓在今江阴申港,‘季子墓,位于江阴市申港(申浦)西南申港中学内……墓地原有高大的封土,四周筑有围墙。墓前有十字碑亭,亭内立青石碑,碑上镌篆书‘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个大字,世称‘十字碑’,字大径尺,气势雄伟,传为孔子所书。现十字碑系北宋崇宁年间重新摹刻……墓地原建有季子祠,祀奉季子像。’江阴申港距常州城七十里左右,与《越绝书》记载的‘去县七十里’相符(常州城汉为毗陵治)。江阴申港紧靠武进芙蓉,两地相隔仅十几里。上湖古有‘一千三顷’,江阴申港在东汉紧靠上湖,因而季子冢处取上湖为名。
    考证是很见功力的。虽然我们明明知道墓跟冢是有区别的,但由于史料匮乏,别无可考,看来也只好这样解释了:江阴申巷的季子墓,也即《越绝书•吴地传》中所说的延陵季子冢。
    季子是否真的埋葬在江阴申港的季子墓中呢?一般人都是这样认为的,笔者本人也未能免俗。然而,谢忱先生却另有高见。谢先生在他的《延陵钩沉录》(44)中提到:西晋皇甫谧在《高士传》中,借东汉梁鸿的口气说:“昔延陵季子葬于赢博(在山东)之间,不归乡里。”可见很早就有记载,季札墓不在江南而在山东。是则丹阳、溧阳、宜兴、江阴的诸多季札墓可能都是纪念性的,其墓碑的真实性也都要打上一个问号了。谢先生在他更早的著作《勾吴史新考》中说得更肯定:“可见季札是终老在山东的。”(45)谢先生的根据除了《高士传》的记载之外,还本于他在《勾吴史新考》中的研究,在《勾吴史新考》中,谢先生认为季札跟馀祭以后的历代国君关系都很微妙(甚至可以说是隔阂很深),馀昧安排季札到最苦、最远、最危险的地方州来去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宝座安全起见,后来吴王夫差把蔡哀侯迁到州来更是使州来成了定时炸弹(一山不容二虎),所以季子为了避祸才远逃山东。笔者以为,兄弟子侄对季札有猜忌心理并对他有排剂行为,谢先生这样的观点既新颖又深刻也可信,但说“吴迁蔡于州来”后季札为了避祸而远逃山东,仍然仅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推测而已,因为关于季札逃鲁史无明文,《高士传》的记载未足尽信;《高士传》中梁鸿的话可能是作者假托,何况,即使梁鸿真说过这样的话,梁鸿是东汉人,距离季札时代仍然差了五、六百年,梁鸿又是怎么知道季札葬于鲁的呢?况《后汉书•梁鸿传》中载:“鸿与妻子居齐鲁之间,有顷,又去适吴,将行,作诗曰:‘过季札兮延陵,求鲁连兮海隅,虽不察兮光貌,幸神灵兮舆休。’”是则梁鸿也认为季札住在延陵,这又该怎么解释呢?总之,谢先生的说法良有新义,研究也很深刻,虽未必是事实,但却启人良深,足以备考。
    另外,张戬炜先生的《文化常州》中提到,常州原有5处季子庙:江阴申港、丹阳延陵镇西九里庙、武进(现常州市区)3处。今江阴丹阳的犹在,常州市区的已荡然无存,唯人民公园假山旁还有一季子亭在。
九、季札人格话短长
    季札这样的人,用现在的标准讲无疑就是“德才兼备”了,既博学多才,又谦虚礼让,而且谦虚又不是出于作伪,绝对是个真君子、大能人。从他“德才兼备”这个意义上考虑,他确实值得万世景仰和效法。可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人性中也有弱点,有些迂腐,有些执拗,在节和义的问题上处理得不够好,只顾小节不顾大义,谦让得离了谱过了头,甚至连忠孝也不顾了,以至于良好的动机引来了不良的后果。因此,前人(如唐人独孤及、宋人胡安国等)颇有对他说三道四的:比如,懦弱多了些,独善其身多了些,“出世”多了些,“入世”少了些,有点“好好先生”的味道。
    比如,以他的威望(全国人民都拥护他)和身份(僚是他的兄弟,阖闾是他的侄子,夫差是他的侄孙),他完全可以说几句公道话,那样的话,骨肉相残的事或许就不会发生,吴国历代国君穷兵黩武(从诸樊到夫差都是连年征战,诸樊、余祭和阖闾死于战争,夫差甚至战败自杀)倒行逆施(尤以夫差为甚),连异族人伍子胥都因忠谏而死,可季札从未忠谏过一句话。
    三哥馀昧死后,季札本来再也没有理由推脱王位了,因为该让大哥的儿子即位还是该让三哥的儿子即位实在谁也说不清,季札若不接过来这付担子肯定要起内哄,何况僚这个人实在不像话(《江南通志》载:“僚亟战民疲,又伐楚……举国皆欲杀之。”),可季札仍然不肯即位并逃归延陵,这不是弃民于水火之中吗?视富贵如秋风过耳当然是值得提倡的,但只鄙薄富贵而忘记了责任就不可取了,今天我们讲领导干部的职权责利是相统一的,古代又何尝不是如此?既然生长在王侯之家,生长在多事之秋,那么,只做到视富贵如秋风过耳还是不够的,还要以大局为生,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重,勇敢地负起责任来才是。可是,很遗憾,季札却正如谢忱先生在《季札逃位的是非》一文(51)中所说的那样:“他是名节至上主义者,甚至连仁(施仁政于民)孝(父王之遗命)都不要了。他不肯为国、为民,也不肯顺从父命(应该说寿梦的原意是好的),就是为了要维护他自己的名节不受损害。”以至于他死后还不到十年时间,吴国就灭亡了,列祖列宗(包括他自己)再也吃不到冷猪头了。
    更有甚者,吴国数次违反国际惯例趁楚国国丧时对楚用兵,对这种趁火打劫的行径季札也从未劝谏过,反而作为特使(身份类似于奸细)访问中原各国探听态度寻求支持;将剑挂在徐君墓上算是仁至义尽了,然而却只能算是小恩小惠,当吴兴兵灭亲戚之国徐国时,季札却连一个字的劝谏都没有。
救陈当然是好事,可如果用“大义凛然”来形容救陈之事就值得玩味了:在此之前,吴国也曾去攻打陈国,反而是楚国派兵去救的,当时并未见季札劝阻;怎么楚救陈不算大义凛然而吴救陈就算大义凛然?可见吴楚两国都是把陈国当成自己的禁脔而不许对方染指的,谁救陈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正所谓“春秋无义战”),谈不上什么大义凛然。再说,救陈到底是怎么救的呢?据《左传》(52)记载:公元前485年冬天,楚国派兵攻打陈国,吴国的季札带兵去救陈国,在阵前季札对楚将子期说:“吴楚两国君主不务道德,反而仰仗霸道争相号令诸侯,以致使生灵涂炭,人民又有什么罪呢?因此我决定自动退兵,让阁下得到战胜的英名,以便敦品励德安定苍生。您看着办吧。”说罢季札就撤兵回国了,而楚将子期受了感动,也真的撤兵了。真是可气亦复可笑!季子的这番话虽然“义正辞严”,但另一方面又显得多么迂腐啊,如果对方是个粗人不吃这套,那马上就把陈国灭了。如果是那种结局的话,季子固然有辱使命,吴国利益也会受到损害,至于陈国,更是只能做亡国奴了。救陈之事干系如此重大,季札居然能说出这种虽然合乎仁义道德但却又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话来,居然能做出这种孤注一掷形同赌博(简直算是古今中外最大的一场豪赌,赌注是一个国家的存亡续绝),真是让人不好理解。
    至于“守仁”之说,也颇堪玩味,比如已发誓“终生不入吴”,但后来还是屡次帮自己不争气的国君东奔西跑。而且,孔子是不饮盗泉之水不进胜母之巷的,连一个小人物如鲁国的公冶都能做到不接受不义之财,比如鲁国权臣季孙宿通过欺骗的手段从鲁襄公手中夺取了卞城并赏给公冶作封邑,公冶知道真相后就把封邑退给了季孙宿,而后来封给季子的州来本是从楚国夺得的,也未见季子推却过,等等。总之,季札是一个缺乏斗争精神的老好人,只注重独善其身,不注重兼济天下,《论语》上所说的“怀其宝而迷其邦”,季札正是这样的人。
盛唐“文章之士”典范、曾在常州作过三年刺史的独孤及,曾有过一篇著名的《吴季子札论》,对季札的行为进行过评议。该文全面而辩证,深刻而犀利,虽未必允当,却启人深思。今将《吴季子札论》附录于此以备考:
    季子三以吴国让,而《春秋》褒之。余征其前闻于旧史氏。窃谓废先君之命,非孝也;附子臧之义,非公也;执礼全节,使国篡君弑,非仁也;出能观变,入不讨乱,非智也。左丘明、太史公书而无讥,余有惑焉。
    夫国之大经,实在择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贤则废年,以义则废卜,以君命   则废礼。是以太伯之奔句吴也,盖避季历。季历以先王所属,故纂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归,亦断发文身而无怨。及武王继统,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业让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诸樊无季历之贤,王僚无武王之圣,而季子为太伯之让,是徇名也,岂曰至德?且使争端兴于上替,祸机作于内室,遂错命于子光,覆师于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吴灭。
    以季子之闳达博物,慕义无穷,向使当寿梦之眷命,接馀昧之绝统,必能光启周道,以霸荆蛮。则大业用康,多难不作。阖闾安得谋于窟室?专诸何所施其匕首?
呜呼!全身不顾其业,专让不夺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节。善自牧矣,谓先君何?与其观变周乐,虑危戚钟,曷若以萧墙为心,社稷是恤?复命哭墓,哀死事生,孰与先衅而动,治其未乱?弃室以表义,挂剑以明信,孰与奉君父之命,慰神祗之心?则独守纯白,不干义嗣,是洁已而遗国也。吴之覆亡,君实阶祸。且曰非我生乱,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也许是受了独孤及文章的启发,宋代著名学者胡安国在其《胡氏春秋传•襄公二十九年》中也发表过类似的评论,认为季札让位是“过犹不及”,正是他不继王位,才导致哥哥们死于非命、僚僭位、光弑君以及夫差的败亡,所以孔子并不以其让国为贤而在《春秋》中贬之:
    诸樊兄弟父子无及季札之贤,其父兄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季子辞位为生乱而春秋之所贬。季子所 谓贤且智,过而不得其中者也……使争弑祸兴,覆师丧国,谁阶之也?……(季札访鲁,孔子《春秋》却)不以字或氏或公子特书之,乃略以名纪而无异称,是知仲尼不以其让国为贤而贬之也。(53)
谢忱先生在《延陵钩沉录》(54)中,有一首描写季札的散曲,典雅清新,隽永传神,不妨借过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满庭芳•让国君子吴季札》
延陵季子,史称知礼,子曰仁慈。都赞他重义轻王位。让国三回。满承想、风移俗易,又谁知、鱼献刀随。俺道这茫贤字,争他怎的?忍把社稷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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